北極星固廢網訊:“談垃圾分類本身并沒有意義。”
當被問及如何看待南京城市垃圾的分類方法時，南京大學生態環境研究院院長袁增偉教授有些激動地說。
“在談垃圾分類時，我們首先要思考為什么要垃圾分類。”袁增偉說道。他認為，垃圾分類與終端的處理技術密不可分。垃圾分類做得再好，如果終端處理不了，分類就是徒勞無功。就像做菜，菜洗得再干凈，配得再清晰，如果最后做不好，那前面的一切工作也就毫無意義了。
2020年11月1日，南京作為全國46個垃圾分類試點城市之一，開始普遍推行生活垃圾強制分類。根據《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規定，生活垃圾需分為廚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四種，分別回收處理。
所謂廚余垃圾，又稱為濕垃圾，主要分成家庭廚余垃圾和餐廚垃圾兩種。家庭廚余垃圾大致包括家庭做飯產生的爛菜葉、瓜果皮、食物殘渣等。餐廚垃圾，則是飯店食堂倒掉的大量剩飯剩菜。
現在，南京市每日產生的生活垃圾大約為8000噸，其中廚余垃圾占比約70％，也就是5600噸。實施垃圾分類后，據揚子晚報報道，截至今年五月份，南京市每日能夠分出廚余垃圾1011噸，比強制分類前增加近10倍。
這么多垃圾，哪怕是南京第一高樓紫峰大廈也無法容納。因此，如何處理這些廚余垃圾就成為城市管理的一個問題。
那么，南京市民每天產出的這5000多噸廚余垃圾究竟都去了哪里呢？
由于廚余垃圾含水量過高，焚燒需要消耗大量能源，燃燒不充分時還會產生二噁英等有害物質，因此一些觀點認為廚余垃圾不適合焚燒。但目前南京市用來處理廚余垃圾最主要的手段仍是焚燒。
每天清晨，整個城市尚未蘇醒，一輛輛垃圾裝運車在繞城高速上奔馳，將前一晚回收的垃圾運往它的目的地，江南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
這座離市中心近一小時車程的發電廠位于江寧區銅井鎮靜脈產業園，由光大環保能源（南京）有限公司投資建設和運營。
園區內寬闊敞亮，綠木成蔭。進門處有一個景觀池，池中的水“就是垃圾中的水分凈化而來的。你們聞聞，一點垃圾的臭味都聞不到。” 光大環保能源（南京）有限公司的講解員胡遠航邊引路邊說。
南京市930萬人口每天丟棄的生活垃圾匯集在小區垃圾房，垃圾車將這些垃圾運往各個區的垃圾中轉站。在中轉站，這些垃圾要進一步分類，然后壓縮去水，使其便于運輸。壓縮后的垃圾最后被送到這里。
“南京市每天的生活垃圾大概是8000噸，這其中近6000噸都是運到我們這里。”胡遠航說。這些垃圾中大部分是其他垃圾，但由于單獨處理廚余垃圾的系統并不成熟，仍有500-600噸廚余垃圾與這些其他垃圾混在一起焚燒。
迎接這近6000噸垃圾的，首先是一個如6個籃球場那么大的垃圾倉。上午10時許，垃圾倉操作員張浩冉正坐在一張像輪椅一樣可轉動的操作椅上，透過操作間的玻璃觀察倉內的情況。
眼前是一個長90米、寬30米、約五層樓高的倉庫。頂上有兩排黃色的軌道，掛著一個碩大的機械爪。垃圾裝運車來到工廠后首先將滿載的垃圾卸入這個倉庫里。張浩冉操控著椅子上的旋鈕，指揮“大爪子”做出動作。“大爪子”不斷翻撥、抓取坑底的垃圾，使它們不至于過分堆積在某一處。據說這一爪子下去就是5-8噸垃圾，一些殘破的塑料袋從“大爪子”的縫隙中飄下。
據胡遠航介紹，這些垃圾會在這個倉里發酵，原先五顏六色的垃圾經過發酵后會變成棕黑色，還會流出烏黑的滲濾液。
發酵完成后，垃圾就要被送往焚燒爐了。江南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的一期工程配備4臺500噸的焚燒爐，二期配備3臺670噸的焚燒爐，兩期項目每日一共可處理4010噸脫水后的垃圾。
在焚燒發電廠，廚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在發酵過程中產生的滲濾液會被收集，凈化處理后成為焚燒過程中的“冷卻劑”。隨后垃圾進入焚燒爐，依次通過五段焚燒爐，最后排出煙氣、飛灰與爐渣。它們各自進入相應的處理系統，達到排放標準后排出。而焚燒產生的爐渣則會被運至磚廠作為制磚原料。
然而學術界一些觀點認為焚燒發電并不是處理廚余垃圾的好方法。首先，焚燒廚余垃圾的成本較高。廚余垃圾本身熱值低，焚燒后并不能產生很多電能，而單獨焚燒廚余垃圾，需要額外的助燃劑，經濟上不劃算。其次，廚余垃圾焚燒后的殘渣含鹽量較高，也無法直接生成肥料，只能填埋。
第三，焚燒處理也不具有可持續性。無論是廚余垃圾還是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對企業來講實際上都無法盈利，主要還是依靠政府補貼。
“我們的項目不談成本。”胡遠航這樣解釋收入的問題，“我們從政府手上回收垃圾，政府要給我們補貼。我們發電給電網，政府也要給我們補貼。”但在袁增偉教授看來，這種補貼方式屬于“綁架政府”。
于是，一些其他垃圾處理企業則拋棄這種傳統的垃圾處理方式，嘗試了各種新的處理技術。另一種典型的廚余垃圾處理方式是厭氧發酵，這是南京市江北廢棄物綜合處置中心所采取的技術。
通過厭氧發酵的廚余垃圾在兼性菌、厭氧菌作用下分解為甲烷、二氧化碳和水等物質。厭氧發酵產生的液體、固體可用作液體肥、固體肥，厭氧發酵的過程中還可收集沼氣作為清潔能源。
然而厭氧發酵系統復雜，要想實現資源化利用，需要其他技術的支撐。例如收集沼氣就需要配套的氣體發電系統，將沼氣純化、分離后得到90%以上純度的甲烷才能夠燃燒發電。
而實際應用中，厭氧發酵得到的沼氣時常無法利用，只能空排浪費。袁增偉教授解釋道：“第一，沼氣發電項目的氣體產量不穩定，如果接上國家電網，會時不時地沖擊電網，國家電網的電壓就會不穩定。第二，接上電網的政策打擊企業的積極性，企業通過焚燒發電項目接上國家電網，然而政府的采購價低于企業用電的市場價，所以企業接國家電網供電就是虧本買賣。”
因此，厭氧發酵和焚燒發電一樣，也非最理想的廚余垃圾處理方式。
新興力量：堆肥和生物處理
主流處理方式并不完美，這些缺憾也敦促著人們另辟蹊徑。近年來堆肥、生物處理等新興的廚余垃圾處理方式備受期待，并開始在日常生活中試點。
南京江寧區東山街道餐廚垃圾處理站就是利用“破碎+油水分離+好氧發酵”的工藝處理廚余垃圾的，也就是俗稱的“堆肥”。
遠遠望過去，這家處理站顯得非常沒有“人氣”。它不僅坐落在偏僻的已廢棄的龍都采石場旁，而且處理站里僅有一位工人正在分揀垃圾，其余的工序都交給了機器。運往這里的廚余垃圾經過人工分揀、機器粉碎，再經過生化倉的除油、脫鹽、脫水處理，最終實現油、水、渣的分離。
經由這套工藝分離出的油、水、渣各有去處——油脂由南京幾家有回收資質的公司回收，污水被運到城北污水處理廠處理，剩下的“渣”也就成為了肥料。這一工藝使得廚余垃圾得以變廢為寶，不能被再生利用的部分也至少能去除有害成分，避免對環境和人體造成不利影響。
然而，較長的發酵時間、難以避免的異味和價值不高的產物，阻礙了堆肥處理廚余垃圾的技術大規模推廣。
與焚燒相比，堆肥的周期尤其長。廚余垃圾完全降解為肥料，大約需要48小時。東山街道餐廚垃圾處理站一天僅需要處理15噸垃圾，尚且有充裕的時間可以等待；但如果把規模擴大到南京市的上千噸廚余垃圾，那么48小時的發酵周期就難以跟上一個城市的運轉速度。
而且，如果你也聞過剩飯剩菜發餿的味道，那么你一定不難想象堆肥所產生的氣味。堆肥的原理本質上是“好氧發酵”，也就是好氧微生物通過自身的生命活動將垃圾降解。所以，堆肥的過程中需要持續供氧來保持發酵的速率。這就意味著整套裝置不可能完全密閉，產生異味在所難免。
除此之外，雖然這套工藝能夠生產有機肥，但事實上大部分堆肥產生的肥料還是被浪費了，和其他垃圾一樣被送去焚燒。“我們不會賣掉這些肥料。一來由餐廚垃圾制成的有機肥的含鹽量偏高，價值不是非常高。二來我們本來就不是專門運營這個（肥料）的。”東山街道餐廚垃圾中轉站的負責人端木無奈地說。
端木認為，餐廚垃圾處理站堆肥生產的有機肥，需要經過一定的加工處理才能夠滿足國家生產標準，這樣一來成本就會變高，所以沒有企業愿意回收這些肥料。但他又指了指處理站里辟出的一小塊菜地，說：“這是我們站里的試驗田，菜都是用堆肥出來的肥料種的，長得還不錯。”
相比之下，生物處理廚余垃圾顯得優勢極大。它可以在處理過程中做到零殘渣、無污染，產出物還有極高的利用價值。
南京城最南邊的高淳區漆橋街道，一個風景秀麗的度假園區旁，有一個2019年剛建成的黑水虻養殖轉化有機廢棄物示范基地。黑水虻就是用來處理廚余垃圾的“生物武器”。
如果你來到這里，會立即被眼前的“異象”嚇住——在一個三十平米不到的空地上，百十來只鳥在近地面三米內不停盤旋，黑壓壓的一片。未及戴上口罩，你就會被空氣中的惡臭味嗆到，這種惡臭就像夏天一百個小區里一天沒倒的垃圾桶邊散發的味道疊加起來。在黑色的坑里，一萬斤黑水虻通過“吃垃圾”處理掉漆橋街道每日產生的廚余垃圾。
通俗來說，在黑水虻短短35天的一生里，它們“不是吃，就是拉”。“吃”就是把廚余垃圾吃掉，“拉”就是產生糞便并轉化成有機肥。在整個生長周期結束之后，黑水虻仍然具有極高的利用價值，豐富的昆蟲蛋白使黑水虻成為禽畜飼料的好選擇——也就是說，黑水虻處理餐廚垃圾過程中的每一種產出物，都可被再利用。
一噸黑水虻每天能處理掉5噸廚余垃圾，還能產出許多可售賣產品，看起來似乎有百利而無一害。但實際上，黑水虻處理廚余垃圾普及率并不高。
“我們是和政府合作的，所以工藝管理其實都是很高的。但有些廠家的管理……會比較臟亂差。黑水虻處理廚余垃圾本身就是治理環境的，如果在治理的過程中反而還形成其他的污染的話，那有什么用呢？” 基地負責人劉金寶這樣說。
他認為，這項技術尚未完全成熟，廠家良莠不齊，黑水虻養殖也尚無標準的行業規范和政府指導意見。一噸黑水虻相當于有上億只黑水虻。如果沒有完備的技術和設備作支撐，人工管理非常困難。
新興的廚余垃圾處理之路，仍在摸索之中。
未來路：“自產自銷”式分散堆肥處理
“從我們上一輩起就開始處理這個問題，再到我們這輩，還是沒法解決這個問題?，F在你們這輩年輕人又開始關注、解決這個問題。”南京大學生態環境研究院院長袁增偉教授感慨道。
從主流的焚燒、厭氧發酵方法，到仍在試驗期的堆肥、生物處理，目前似乎沒有一種廚余垃圾處理方式是“萬全之計”。
“垃圾分類不僅是技術、資金的問題，歸根結底是一個體制的問題。”袁增偉有些無奈地嘆息道。在實際的垃圾分類操作中，垃圾分類歸城管局管理，污水處理廠歸城建局管理，清運工作歸環衛管理，而環保部門在其中只起監督作用，只能管類似污水處理廠排放不達標，焚燒廠廢氣不達標這樣的問題。而包含廚余垃圾在內的垃圾終端處理項目的整個投資、立項、建設、運營等，都是城建局和城管局在管理。環保部門在這個過程中起不了任何作用。
可見，要完全實現垃圾分類，為廚余垃圾的處理做好前端分類基礎，我國各大城市仍有漫長的道路要走。既然如此，我們還需要堅持嗎？
“垃圾分類是人類必須接受的價值體系，否則人類只能走向毀滅。無論是從個人角度，還是社會角度來看，垃圾分類都是一種博弈。垃圾分類對個人來說是件麻煩事，并且個人并不能得到實質的、即時性的回報。但個人作為社會的一份子，如果垃圾不分類，惡果就會平攤在每個人頭上。從社會發展的層面來看，垃圾分類解決的是資源問題，是可持續發展的問題。”袁增偉如此說。他認為垃圾分類的完全實現，需要人們物質水平的提高和行為觀念的轉變，而提高物質水平需要時間。
在技術層面，袁增偉設想，或許我們應當從古人的垃圾處理方式中吸取經驗。古時的中國人每天產生的垃圾都能做到家家戶戶“自產自銷”，主要以喂養牲畜、堆肥還田等方式處理。中國傳統農業社會中的農業種植系統，在本質上和環島綠化、種植系統并沒有區別，都鼓勵分散式堆肥處理垃圾，即以家庭與社區為單位堆肥處理垃圾。
普通家庭的生活垃圾中70％都是廚余垃圾，分散式堆肥處理技術，不僅能夠解決廚余垃圾堆放有異味的問題，還能夠減少清運與終端處理的工作，大大減少資源浪費。此外，這種分散式堆肥的產品還可以直接作為肥料運用于社區綠化以及家庭植物生長。
從小走到大的廚余垃圾處理之路，或許又能夠從大走到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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