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確定的生態環境領域8項約束性指標順利完成，生態環境質量持續改善，給“十四五”深入打好藍天保衛戰開了個好頭。值得注意的是，我國連續兩年實現pm2.5、臭氧濃度雙下降。然而，臭氧問題仍然需要重視。2021年，全國168個重點城市6-8月連續三個月首要污染物均為臭氧，8月還出現了所有重點城市首要污染物均為臭氧的情況。打好臭氧污染防治攻堅戰，實現空氣質量持續穩定提升，是“十四五”大氣污染防治工作面臨的一大挑戰。 臭氧污染是全球性的環境問題，多年來一直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世界衛生組織（who）最新修訂的 《全球空氣質量指導值（2021）》中，相比上一版（2005年發布），還特別增設了臭氧濃度高峰季平均值。發達國家在臭氧治理上也積累了不少經驗教訓，可對中國攻克臭氧污染難題提供借鑒。 亞洲清潔空氣中心編寫了《消除藍天下的隱形污染—攻克臭氧難題的國際經驗》報告，基于中國臭氧防治工作的現狀，深度解析美國、日本、歐洲等國家和地區的國際經驗，對中國 “十四五”臭氧污染防治工作提出建議?！秷蟾妗废Ｍ梢栽鲞M國家與地方空氣質量管理者了解臭氧治理先行國家的治理經驗，為我國在“十四五”及中長期制定和實施更為有效的臭氧污染防治政策提供支持。 進一步明確臭氧治理目標，并將臭氧污染高峰季作為管控重點 “十三五”期間，我國出現了全國及重點區域臭氧年評價（日最大8小時滑動平均濃度值的第90百分位數）濃度不降反升，以及臭氧年度超標城市數量增加的情況，如何促進超標城市盡快達標，同時督促已達標城市維持和進一步改善空氣質量水平，是當前臭氧治理面臨的一大挑戰。 不論是我國在“十三五”pm2.5控制方面的經驗，還是歐美空氣污染治理經驗都表明，確定明確的目標是治理成功關鍵的第一步。美國和歐盟均的臭氧治理均已達標為目標，并對達標期限設置了具體要求，目前，我國已從國家層面對臭氧治理目標做出規定：《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意見》指出，到2025年，臭氧濃度增長趨勢得到有效遏制，實現細顆粒物和臭氧協同控制。然而，尚未明確具體的臭氧濃度下降目標。 可喜的是，臭氧治理“目標先行”的意識在地方層面已經萌發，不少城市已經提出了具體的臭氧控制目標。截止2021年10月，我國有23個城市發布了臭氧高峰季專項行動方案，其中11個城市提出了臭氧超標天數下降的目標，9個城市提出了臭氧濃度下降的目標?；诿绹蜌W盟的經驗，《報告》建議： “十四五”期間，生態環境部應進一步明確臭氧治理目標，一是要對在污染形勢嚴峻的重點區域設置臭氧高峰季區域濃度下降目標，同時要對超標城市設置超標天數限制和達標期限，以此對重點區域和超標城市形成強有力約束。 形成以達標為核心的中長期空氣質量管理體系，為更多城市提供污染治理的壓力、動力和長期污染防治戰略信號。 變革管理制度，切實促成區域協同 我國的臭氧污染具有顯著的區域特征，大氣污染防治重點區域京津冀及周邊地區、 長三角地區、汾渭平原的臭氧年評價濃度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而且臭氧生成機制復雜，前體物nox和vocs減排比例失調甚至會導致臭氧濃度不降反升?；谶@些因素，重點區域的城市如果僅通過自身努力，達到理想的治理成效難度較大。 目前，重點區域已經開始探索臭氧污染治理的區域協作機制，但在減排目標制定時各省市仍基于國家層面要求自行決策，區域協同管理和前體物協同減排機制尚未形成，這一難題在“十四五”期間亟待獲得突破。 美國在區域管理制度變革方面的經驗主要有：1）立法規定“睦鄰”條款，限制上風向州的排放影響：2）變革行政制度，基于臭氧傳輸區域建立跨州管理機構；3）設定區域排放總量控制目標，允許排放配額交易等?；诿绹慕涷?，《報告》建議： 由生態環境部統籌，基于臭氧污染傳輸通道和影響識別，劃定臭氧區域協同控制區，建立相應的可以落地的跨行政區域的管理機制，協調控制區在臭氧成因與控制研究、減排任務目標、前體物控制舉措等方面的協作。 控制區的管理機構可針對區域影響顯著的排放源，在臭氧污染高峰季節實施區域總量控制計劃，允許地方和企業靈活選擇減排措施和技術。 通過立法明確污染區域傳輸影響的責任和義務，要求各地的大氣污染行動防治規劃、措施和重大建設項目應在保障自身空氣質量達標的同時，通過采取措施消除對周邊地區的負面環境影響。 夯實科研支撐，審慎選擇控制策略 我國臭氧污染惡化發生在顆粒物問題剛剛開始緩解時，雖然這與相關污染物排放量的增長密切相關，但也暴露出我國之前不夠重視多污染物協同控制。而這一問題亟待在臭氧治理上得到根本性的改變，因為nox和vocs的協同減排對實現“十四五”臭氧治理目標至關重要。 大量研究發現，我國大部分城市的臭氧污染處于vocs敏感區，這意味著在nox濃度無法控制到極低的情況下，強化vocs控制才能有效遏制臭氧污染。同時，不同區域的污染特征存在差異，應針對不同區域的特征進行前體物vocs和nox的精準調控。這些都需要深入的科學研究支撐，使得臭氧治理逐步走向精細化。 作為臭氧治理的先頭兵，美國也曾在臭氧污染的控制歷程中發生過忽視nox減排的“戰略性”失誤，導致臭氧污染治理成效不足甚至污染加劇。進入上世紀90年代，美國實施了諸多針對臭氧污染生成、傳輸及影響機制的大型研究項目，積累了豐富的科研成果并進行了政策轉化，幫助決策者“糾偏”后，治理才進入正軌?；诿绹涷?，《報告》建議： 在“十四五”及更長期的臭氧治理工作中，需要充分重視科研支撐和轉化，通過法規或制度的設計，保障科學界及科學研究在決策過程中的支撐角色并發揮積極作用，通過持續組織大型研究計劃，匯聚多種資源，涵蓋污染生成、傳輸、暴露及健康影響等基礎科學研究、政策綜合分析等多種視角，為臭氧治理持續攻關。 臭氧污染生成機制復雜且隨著氣象、排放等條件的變化而動態變化，應當規避“統一”策略而倡導差異化、精細化的治理措施。當科學決策基礎仍存在較大不確定性、政策實施效果仍然存疑的情況下，需要審慎選擇特定前體污染物主導的減排策略，不要盲從特定“減排配比”，重視nox和vocs的協同減排。 重點關注高峰季攻堅方案、短期應急方案的有效性評估，避免病急亂投醫，臭氧治理更需“急病慢療”，著眼于夯實科研支撐基礎，制定更長期的政策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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