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起，聲稱“史上最嚴”《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下稱“新固廢法”）正式施行。新固廢法對法律責任專章進行了完善，加大對固廢辦理不合法的處分力度，增加了企業的違法成本。
作為固體廢棄物中的一種，風險廢棄物在新固廢法中被重點管控，新固廢法要求，新增危廢發生單位建立危廢辦理臺賬，搜集、儲存、運送、使用、處置風險廢物單位需投保環境污染責任保險。除此之外，新固廢法還設置了15條危廢處置違法行為罰則，處分金額大幅進步。
相比普通廢棄物，風險廢棄物具有顯著的風險特性，近幾年我國不斷加大危廢處置管控力度，各種政策相繼出臺。當時我國危廢處置現狀如何？仍存在哪些問題？
工業危廢產值增速較快
《國家風險廢物名錄》顯現，已有46大類、479小類排放物被劃入危廢范圍。包含工業危廢、醫療廢物以及其他危廢物品，其間工業危廢主要產生自化學工業風險廢物、煉油工業、金屬工業、采礦工業等工業領域；醫療廢物首要為各種臨床醫療廢物，包含廢藥品、廢醫療器械等；其他危廢首要包含機動車維修發生的廢油和居民日常生活中發生的風險廢棄物等。
危廢處置現在主要辦法有，資源化使用和無害化處置，資源化使用是經過對有回收使用價值的廢物進行萃取、電解等，出產成為資源化產品；無害化處置首要包含焚燒、填埋等。
數據顯現，2014年我國244個大中城市一般工業固廢產值為19.2億噸，均勻每個城市發生量為786.9萬噸，2018年我國200個大中城市一般工業固廢產值為15.5億噸，均勻每個城市發生量為775.0萬噸，同比下降1.5%。而2018年我國200個大中城市工業風險廢物發生量為4643萬噸，均勻每個城市產值為23.2萬噸，比2014年10萬噸的產值同比增長132%，增速顯著。
在e20環境渠道固廢產業研究中心負責人潘功看來，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近幾年我國環保監管力度加大所造成的。“近年來，我國環保監察越來越嚴，一些曾經游離在監管邊際的危廢都被倒逼出來了，危廢的量也更多地‘浮出水面’。”
“隨著經濟和社會發展，我國風險廢物發生量越來越大，特別是工業危廢呈現增長態勢?；?strong style="mso-bidi-font-weight:normal">危廢總量大、成分復雜，且首要集中在終端處置領域。這對相關危廢發生和處置職業也帶來了新的要求和應戰。”中國石油和化學工業聯合會副秘書長龐廣廉表明。
處置才能仍存在較大缺口
跟著危廢產值的快速增長，我國核準的危廢處置產能也不斷攀升，但在多位受訪者看來，與發生的危廢量比較，當時實踐危廢處置才能仍有較大缺口。
數據顯示，2018年，全國風險廢物（含醫療廢物）經營單位核準搜集和使用處置才能達10212萬噸/年（含搜集才能1201萬噸/年）；但實踐搜集和使用處置量為2697萬噸（含搜集57萬噸），核準產能投產率僅為26.4%。
“現在從各省發放的許可處理能力來看，與各省總危廢產值基本到達平衡，但所謂許可處理能力，僅僅省里發了這么多許可證，很多許可證仍是閑置或許實踐處理才能并沒有到達許可的處理才能，而實踐處理才能又受多種因素影響，比方，可能沒有收到那么多危廢的量或運營管控欠好，導致實踐運營天數低于規劃運營天數，這就導致危廢處置企業的實踐負荷率不高。因此，如果拿危廢實踐的發生量和實踐處理量比較，處置才能仍存在很大缺口。”潘功表明。
“有些當地因為危廢處置企業的資質與當地的危廢收儲結構難以高度匹配，導致產能結構與處置需求不匹配，產能使用率低，部分東部沿海地區風險廢物處置資源緊缺。”龐廣廉指出，“而且仍有一些企業為躲避高額危廢處理費用，經過堆存和不合法途徑處置危廢。”
由粗放式轉向集約式發展
在潘功看來，要處理當時危廢處置缺口問題，首先，要加強許可證的檢查，杜絕呈現許可證空置狀況，其次，要進步已建危廢廠實踐處置才能及全體運營功率、效果，包含保證這些廠能夠得到足夠的危廢來料。
“危廢處置首要要做到無害化，不能讓危廢流入環境，這是條件，在做到無害化后，再尋求資源化，把能夠再使用的東西拿出來重新使用，減量化則是工業產廢企業的功能，需求經過整個工藝技術升級、流程辦理等方法，進步功率，集約化發展，讓企業少發生危廢。”潘功說。
據悉，現在已有許多互聯網企業及工業信息化企業開端涉足危廢領域，經過危廢物流辦理、互聯網化等方法，優化配物，提升工作功率，并能夠接入當地政府渠道，便于政府把握整個危廢的流向、加強管控。
“跟著危廢處理企業不斷增多，未來職業日趨飽滿，不像前幾年那么熱了。”廣東飛南資源使用有限公司孫雁軍表明，“危廢處置職業的紅利期過去后，需求拼實力、拼工藝技術配備以及區位優勢，企業要進步自身競爭力需求立異，經過技術改造、先進的工藝配備，降低成本，進步功率。此前職業首要靠商場，求過于供，因此大部分都是粗放型發展，職業趨向飽滿后，應向集約化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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